大跃进”时期以死抗命的县官们

在“大跃进”与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悲剧中，县级官员（以下简称县官）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。而在这一群体中，也有不少人在当时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，值得后人怀念。

夹层官悲欢离合令人感叹

县官们在组织架构中是一个夹心阶层。今天的“书记”，当时称为“第一书记”；今天的“副书记”，当时称为“书记处书记”。为方便起见，本文一律把“第一书记”称为书记，“书记处书记”称为副书记。

1958年最风光的县官是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。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中央领导、专家学者及44个国家驻华使节、大专院校师生等32万人到徐水视察、参观。中央的意图是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。当时受到毛泽东青睐的还有山东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。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工作会议上点名表扬了刘传友的养猪、积肥、深翻改土，同年8月刘传友升为聊城地委副书记兼寿张县委书记。刘传友在“大跃进”期间没少折腾，带来巨大损失。“大跃进”后，张国忠于1961年被定为“反党分子”，后调到外县作一般干部。刘传友于1960年被撤职。

除顶头上司外，上面任何一级官员都可以罢免县官。1958年，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从南京到安徽参加三干会，江苏六合、安徽天长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汇报水稻亩产700斤，由于低于领导意图，谭震林在安徽三干会上讲，这样的人还能当县委书记吗！结果这两个县委书记都被撤了职。

一些县官对“大跃进”以死抗命

在“大跃进”期间，有不少县官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辉。以死抗争是最激烈的一种。甘肃通渭县长田步霄，这位1956年仅30岁出任县长的青年，在1959年写下“土地荒了，人民饿着，咱们把罪犯下了”后自杀。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，受到批判斗争，自缢而死。

上书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。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长鲁成给党中央、毛泽东、周总理写信6封，如实反映农民逃荒、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。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，鲁成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逮捕入狱，1959年4月出狱后改定为右派，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。

公开违抗上级命令的不多，比较迂回抗命的有以下几种形式：一是开仓救人；二是为了多留粮食，个别县官采取了瞒报粮食产量的对策；三是有些县官对上级命令并不照搬，因此救了一些民众。

副县长因饥荒被处决

必须有人对灾难负责，当年大批县官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，最严重的是判刑。这一期间被处死的县级官员并不多。1959年冬到1960年春，宁夏中宁县这个只有12万人的县死亡1801人（纯属饿死的793人），外出逃荒8518人。县委书记齐丕文被处死，成为这一时期唯一被处死的正职县官。不过，并非因为饿死了老百姓，而是因他枪杀妻子，并企图嫁祸于人。

还有一名被判处死刑但没有被处死的县委书记：信阳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。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—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，反右倾后，马害怕负责，为杀人灭口，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，将张福洪打死，然后说张畏罪自杀。光山县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，而马龙山因涉嫌打死张福鸿被判死刑。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，毛泽东说，他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，判死缓吧。

因造成饥荒而被处死的唯一副职县官是个副县长。贵州湄潭县1959年实际粮食总产1。99亿斤，县委主要负责人浮夸为8。46亿斤，大搞反瞒产、高征购，从1958年末到1960年末，全县人口减少6。2万。1960年6月原县委书记被打为蜕化变质分子并被捕。1960年4月30日副县长兼绥阳公社书记被捕，8月30日枪决。

有县官因工作过失负疚自杀

实际上，一些有过失的县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。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对唐河县的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不过在饥荒严重时，他连续5次向上级要粮，但都没要到。因传说邻近的淅川县委书记和县长要被枪决，自己也要被捕，毕全家6人（长子在外）于1960年11月22日跳井自杀。妻子与次子获救，不久妻子自杀。

除毕可旦外，还有以下几名因过失而自杀的县官。1959-1961年上半年，陕西山阳县死亡15468人，有417人饿死，有76户死绝。1961年7月县委书记巩全照拒绝检讨，执手枪自杀。贵州印江县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12月，非正常死亡26349人。1960年12月，原县委书记因工作严重失误，负疚自杀。